化解偷渡逃港潮（二）

       1978年7月上旬，时值盛夏，烈日当空。习仲勋到职不久，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翌日，在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的陪同下，习仲勋沿着一条沙土路来到南岭村。这个地方是个山窝，断垣残壁，荒草萋萋，荒凉得很。这个村子十室九空。原来有600多人，近几年外逃香港500多人，剩下了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接着，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习仲勋认为，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才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事情果然不出习仲勋所料。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的高潮，人数高达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