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偷渡逃港潮（三）

       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嗣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仲勋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境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紧接着，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专程到达珠海市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珠海由于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分析。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其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