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二）

       1985年，班禅对河南省把少林寺交给嵩山管理局一事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评，并表示要“就这件事闹到底，不搞个水落石出决不撒手”。习仲勋见了这份材料，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实，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气太大”，并批示“少林寺由僧尼管理为宜”，“如拖着不办，再派大员去查明原因何在或请大师亲临督促。”最后这件事得到妥善解决，班禅也十分满意。
       班禅的刚直豪爽，以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个性，习仲勋十分了解，而且认为非常难得。所以，他们之间一直是坦诚相待，以心换心。习仲勋曾感慨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谈心时习仲勋常对班禅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
       1962年5月，班禅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全文合计7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班禅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话是过头的。习仲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受周恩来的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换意见。班禅火气很大，也说了一些激烈的话。习仲勋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地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习仲勋的耐心劝说，班禅终于消了气，他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该说的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
       遗憾的是，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在全党开始蔓延，有些人认为《七万言书》是“农奴主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班禅和李维汉等，包括习仲勋在内，都因此被批判。再加上受小说《刘志丹》案的影响，习仲勋由此陷入沉冤。他和班禅的交往也中断了十几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都得以平反。老友再次重逢，感慨万千。班禅见到习仲勋时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1982年夏天，班禅回到西藏进行视察。7月10日，十世班禅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30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86年2月，班禅准备去西藏拉萨参加“传召”活动。行前习仲勋约请班禅到中央统战部，就“传召”的有关问题与班禅交谈。习仲勋关切地说，这次你去拉萨主持祈祷大法会，这台戏你是主角，搞好搞不好，要看你了。这个法会20年没搞了，今年开始恢复，意义很大。搞好了，对外影响更大。最后，习仲勋还特别叮嘱说，大师千万要记住，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并关照说，西藏情况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确保不出事。
       习仲勋在悼念班禅的文章里写道：“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最后习仲勋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痛心地写道，从这几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我这位亲密的朋友班禅越发成熟了。去年我们曾为大师的‘知天命’之年祝贺，祈愿大师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业绩。正如小平同志对他说的：‘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然而我们的大师去矣！这个损失确是难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