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一）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康生利用一些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妻子李建彤，“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称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给毛泽东写了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李建彤要写《刘志丹》，习仲勋是知道的。他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十分复杂，虽然1942年底在延安由西北局专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做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刘志丹的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起纠葛。
        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劝说习仲勋支持这部小说，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也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在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1963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独居在“西宫所”。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
       被隔离的习仲勋没有消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