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纠“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辟东北解放区。32岁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由于深受“左”倾的祸害，习仲勋在担任西北局书记一职后，对“左”的错误十分警觉。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曾在一月内三次致电毛泽东，观点鲜明，痛批“左”倾错误。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了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大纲》下发到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召开。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在会上流传。这让习仲勋疑窦丛生，忧心忡忡。
       习仲勋随即对土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凡是动起来的地区，都是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一些群众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和富农又拉出来斗争。有的地方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正在这个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如实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回答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问题。在会议闭幕时，毛泽东肯定了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要纠“左”。
       会议刚开完，习仲勋就得到汇报：有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80多人。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再次强调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们不利，应该以抽补的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的问题，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毛泽东看到信后，提议让习仲勋前往各县巡视一下土改情况。1948年1月，习仲勋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很多人勤苦劳动，但因有余粮被批斗；2/3的地主富农实际上已自己连续劳动7年以上，不要再算老账，不要扩大化。习仲勋指出，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在电文中，习仲勋还对老区阶级状况，作了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来电很重视，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及时遏制了“左”倾形式主义在边区的蔓延。
       习仲勋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也发展了边区经济，保障了解放战争的后勤需要。他关于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和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也起到了借鉴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