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的主要革命活动
（一）创立“共产党武汉支部”
1920年夏，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临行前，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三样东西，一封给包惠僧的亲笔信、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建党经费，并向刘伯垂介绍了2月份他到武汉演讲时看到武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涤、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的情况，认为武汉有条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李汉俊也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立即开始物色同志，进行筹建准备工作。
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了武汉地区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会议——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抄写带回的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接着，参照上海模式，研究了武汉早期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武汉支部成立后，选择武昌多公祠5号为支部机关所在地，并挂有“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为掩护。刘伯垂同董必武等同志一道，致力于积极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借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做法，立即着手组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支部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同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由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书渠等发起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此，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组织工人运动
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宣传组织工人运动，是武汉早期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刘伯垂经常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的困苦，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斗争。
1921年3月，刘伯垂直接组织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首次斗争的胜利。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郑凯卿任组织部秘书。1923年2月7日，为了反击军阀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刘伯垂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三）参与推动国共合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提出，党在现阶段“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再次号召全党，努力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员在国民党未建立组织的地方要“为之创设”。12月，刘伯垂与项英、林伯渠等人一起成立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刘伯垂任筹备处主任。不久，董必武又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正式委任刘伯垂负责汉口特别市党务。以刘伯垂为首的汉口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使郭聘帛等国民党右派的阴谋破产。刘伯垂同董必武一道，取得了在湖北反击“西山会议派”第一回合的胜利。
1924年1月，刘伯垂等人受中共的派遣，以国民党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增设国民党汉口执行部，为国民党中央派出机构，并派林伯渠等人负责组建。不久，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成，负责指导湖北、湖南、陕西三省的国民党党务，刘伯垂被任命为工农部长。3月，国民党中央委任刘伯垂为湖北省党部筹备委员，与董必武等人负责筹建省党部工作；5月，刘伯垂在汉口遭军阀萧耀南逮捕，汉口执行部的工作也告停顿。
1925年1月15日，刘伯垂在各界人士的共同营救下获释。出狱后，刘伯垂仍积极为党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擅自成立的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领导权的阴谋；并于5月21日建立了直属国民党中央领导的汉口执行部，刘伯垂和向忠发等为执行部主要负责人。7月2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
1926年1月，刘伯垂等人再次受中共派遣，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按我党指示，提前赴粤参加大会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文牍科主任、《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刘伯垂与国民党左派一道，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代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作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刘伯垂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此间，他协助国民党中常委委员林伯渠负责经办国民党中央的财务开支。从时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沈雁冰当年6月6日致林伯渠的信中可见端倪，信中称“刘伯垂同志汇来四五两月经费业已收到”，刘嘱节俭用度，“有一钱用一钱，不可负债”，等等。
（四）策应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刘伯垂与董必武等省市党部成员一起，积极宣传北伐意义，发展工人组织，发动工人罢工，竭力策应北伐战争。9月，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久攻不克。10月6日，刘伯垂和董必武商议，利用汉口商会组织妇孺救济会渡江到武昌赈济被困群众的机会，派人与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取得联系，利用各种关系，策动了守军宋大霈部六个营起义。10月10日，内应外合，一举攻破了被包围四十八天之久的武昌城，全歼守敌，解救群众。此举为北伐军攻克湖北首府武昌，并乘胜向湖北境内的军阀残部发起全面攻击，进而收复湖北全省，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收回汉口英租界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肩负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双重领导责任的刘伯垂，积极参与领导武汉的工人斗争，使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在汉口江汉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三”惨案，刘伯垂与汉口特别市党部、省党部、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一起，组织武汉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游行示威，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了英国巡捕，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这场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了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建设，推动工人运动深入开展，刘伯垂还与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们一道，筹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
（六）起草《省民会议组织法》
1927年1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刘伯垂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同月8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刘伯垂被选为省民会议组织法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省民会议组织法》的工作；他在《汉声周报》上发表了《省民会议召开的必要》等重要文章。同年4月，湖北省政府成立，刘伯垂被选为委员，后任湖北省司法厅厅长，同时被推选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判被俘军阀将领刘玉春、陈嘉谟等人。
（七）审判土豪劣绅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湖北境内，5月17日发生了夏斗寅反革命叛乱，湖北的土豪劣绅等各种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屠杀革命群众。5月18日，刘伯垂参加了省、市两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作出了讨伐夏逆的决定。5月19日，武汉三镇在阅马场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讨伐夏逆群众大会，并通电声讨夏斗寅。同时，刘伯垂作为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司法厅厅长，担负着依法惩治土豪劣绅等反革命的繁重任务。为了维护人民已经获得的正当权益，刘伯垂严格依照由董必武亲自主持、他本人也参与制定颁布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主持审理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案件。惩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最早的刑事法规的威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转入地下斗争
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排斥打击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辞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刘伯垂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职务。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下令通缉共产党首要人物，在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在内的193名被通缉对象中，刘伯垂被列为第26名。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刘伯垂、董必武等一批在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的共产党人，于7月18日登报声明，辞去所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并遵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刘伯垂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机要秘书。此时委以重任，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1927年底，汉口公安局局长林逸圣带领军警全城搜捕共产党人，詹大悲、李汉俊等被捕，因查抄刘伯垂的领队是位同乡，使他得以幸免。他脱险后即赴日本暂避，并与随后赴日本的董必武、林伯渠“会合”。
1928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先后启程去苏联。刘伯垂随即回国，隐居在上海租界。此时，由于患有严重肝病，他一边治病，一边坚持担负起中共中央组织部机要秘书的职责，同时积极投入隐蔽战线的斗争，直至几年后因肝病去世。
从近几年发现的资料看，他在上海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一些革命活动。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反革命行径，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周恩来指示刘伯垂与郭沫若保持单线联系，刘伯垂及时传递周恩来的指示，加速了郭沫若回上海参加抗日运动的进程。
1933年，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调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原先的岗位由刘伯垂同志继任”。
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事前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从而促成了中央苏区派潘汉年作为全权代表与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发起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刘伯垂邀约堂弟刘叔模一同去福州，帮助反蒋抗日，刘伯垂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33年8月，同刘伯垂一起出席过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员袁溥之此前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急于寻找组织，“在上海见过我的单线联系领导人刘伯垂和赵畹华，并由地下党安排”，迅速离开上海，此后辗转赴延安。
1934至1935年，刘伯垂在上海代表党组织，积极促成隐蔽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黄慕兰与法租界刑庭庭长陈其寿的儿子陈志皋结为夫妻，为我党获取情报和营救共产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慕兰后来回忆说：“刘伯垂同志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必须慎重考虑”。后来，黄慕兰在协助丈夫陈志皋处理《上海通易信托公司调停复业案》时，刘伯垂对她说：“你不妨借这个机会正式打入金融界，显显你的身手，开辟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新阵地”。黄慕兰终于成功地打进了金融界。她说：“我打进金融界去一显身手，完全是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党的指示是我的信心和勇气的源泉所在”。
1936年春夏，刘伯垂给董必武写信，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其中有他的侄儿刘若曾。解放后，刘若曾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三十余年。这是目前发现刘伯垂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1936年秋，刘伯垂因长期忧愤、积劳成疾，于贫病交加中病逝于上海。当时，刘伯垂早期友人、革命者李尧衢和畲书山致胡鄂公信件中谈到：“中共地下党员、胡鄂公友人刘伯垂离世”。
（本讲作者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北京经济管理研究培训中心党史学习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党建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