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思想上的一次新飞跃
 

       刘伯垂深受家族影响，关心政事，追求功名。在日本留学期间，怀揣法律救国理想的刘伯垂，勤学好问，学业精进。同时，深受三种思潮的影响，为其后来投身民主革命，并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其时，正值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兴中会和同盟会，其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纲领代表了清末民主革命的四大目标。刘伯垂闻而信之，便加入了同盟会。
       二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刘伯垂在日本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过从甚密。这批中国最早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在刘伯垂的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播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
       三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明治维新是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近代化的改良运动。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逐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刘伯垂留日期间，恰逢日本近代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他目睹了日本快速崛起的现实。当时中国的国情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借鉴日本的经验，寻找中国的出路，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当时刘伯垂思想中深层的思考。
       刘伯垂在日本留学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场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浪潮中，有几位勇立潮头的人物——辛亥革命首烈彭楚藩、武昌起义新军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第一枪的程正瀛，都是刘伯垂的同乡。见贤思齐，这几位乡贤的革命精神，刘伯垂甚为钦佩，十分向往，引以为心中的榜样。
       1912年，刘伯垂回国后，立即投身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先是充任黎元洪都督府秘书，不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参议。袁世凯称帝后，刘伯垂愤然辞职。
       1917年前后，刘伯垂入广东护法军政府司法部任职。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拒绝就职，刘伯垂再度辞职。
       1918年，与旅粤同志筹资创办《惟民》周刊，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工作，这是刘伯垂思想上出现重大转折的发端。他在《惟民》周刊的《发刊旨趣书》中表示，依赖某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攻打另一方，“卒皆特种主义之成功，而非惟民主义之收效”。他强调，思想守旧与依赖某方势力的观点极为危险。“此二念不去，未能有自觉者也”。他指出，当今之世，凡想保持国之独立民主，“莫不亟之于解放政策”。在该刊第一册上，刘伯垂发表了《政治上善恶之标准》：“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合乎进发行程者为善，不合者为恶；趋重民权者为善，否则为恶。”同时他认为，“当今的社会经济组织，贫富太不平均”，“这种不平均的原因，皆由土地私有制所致”。从刘伯垂尊崇法律、民权和社会发展规律，提倡变革与解放，已用“所有制”和“阶级制度”等观点分析社会发展变化和政治现象，可以看出他已经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充满热情和希望。
       1920年夏，刘伯垂毅然离开广州，奔赴上海。他找到了日本留学时的老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见到了李汉俊等人。师生重逢，他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谈心交流,思想倾向和革命主张高度契合。经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加入了共产党，并被吸收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不久，受陈独秀委派，刘伯垂回武汉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成为党在湖北的第一个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此，他由一个民主革命的追随者，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新飞跃，同时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本讲作者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北京经济管理研究培训中心党史学习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党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