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引新四军完成组建集结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27日，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加紧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编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鉴于有的游击区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一再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要提高政治警惕；红军游击队驻地要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国民党军的暗袭和破坏；对国民党军的挑衅和进攻，必须坚决自卫；在改编中要坚持独立性，拒绝国民党派人任职；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引诱和分化。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斗争和下山改编，明确了根本遵循。
       在历史转折关头，高度分散、身处深山老林、三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也急切地期盼着党中央的声音。当时，南方各游击区的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主要是从缴获的国民党报刊中捕捉信息，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等文件，通过不同途径到达一些游击区领导人手中，为他们判明局势，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南方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通过各种渠道，克服重重困难，主动与中共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沟通联系，接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分局，还派出项英、陈毅、董必武、曾山、张云逸等负责同志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导谈判斗争，组织下山改编。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为干部战士所理解，从而为红军游击队完成战略任务转变，打下了思想基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了谈判，至1937年11月底，先后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3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接受点验并整训。为了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确定，长江以南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基础好、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三省交界的浙江开化先行集结组编。在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等直接领导下，走出崇山峻岭的游击健儿齐聚山城，进一步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思想；建立了第1、第2、第3支队领导机关，基本完成了以支队为单位的组编和团营的构建，统一了编制；抓紧提高军事、管理素养，统一了训练；脱下褴褛的衣衫，换上新四军军装，统一了服装。江南新四军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完整的组织形态，开赴皖南，在岩寺整编成军，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出征抗击日寇的战场。

       （本文作者系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原工程兵指挥学院政治委员，少将军衔，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党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