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心碑、丰碑
——《人民就是江山》读感随记之五
 

       1981年，习老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副主任有胡乔木、史良、王汉斌、张友渔、刘复之、顾明、周仁山、邹瑜等一些老同志。在法制委员会，习老是主任，张老是副主任，习老对张老非常尊重，十分重视张老的专业意见，习老在主持法制委员会开会研究立法问题时，往往习惯性地主要听取、征求张老的意见。
       1982年5月，习老主持法制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民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考虑到起草进程的缓慢和现实生活的需求，会议提出，由于起草民法典的工作难度较大，民法可以不搞一次全部通过，而采取分开制定单行法律陆续通过。
       1982年6月，习老再次主持主任办公会议，听取关于民法草案（第四稿）的汇报。讨论中发生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支持民法起草工作采用“零售”办法，即先单行法再民法典，而另一种则坚持继续“攻关”搞民法典。
       张老等法学家坚持认为，两年多起草民法的实践证明，在没有搞清楚经济改革目标和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前提下，起草出符合实际、符合经济规律的民法典是不现实的。主持会议的习老表明态度，当即同意当时民法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辞职请求，并顺势说道：你们年纪大了，现在要减轻你们的负担，使你们健康长寿，就不要再搞民法修订委员会了。
       习老是党和国家的资深领导人，熟悉全局工作，又是改革的先行者，对改革和立法的关系及其节奏有透彻的了解。习老意见得到主任会议多数人的赞同。会议决定，解散民法起草小组，民法的研究工作交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业务工作室承担。
       这一边，暂停了民法典的起草；另一边，民事单行法的立法工作仍在继续。立法机关内部用一句通俗话语概括这件事，叫“改批发为零售”。

      （本讲作者系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学泰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导，中国行为法学会原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我国最早提出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的当代著名法学家，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