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犹留沙家浜（二）

       共商大计在庙堂。10月中旬，上级派杨浩庐返回常熟，首先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地点在东塘市以西三里的破祠堂里，听取传达和讨论。当时苏南东路党的特委书记林枫因病未参加，会议由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张英主持。到会的有夏光、杨浩庐、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参谋长薛惠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吴县县委书记翁迪民、江抗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刘飞因伤口化脓、病情转重需转移上海治疗，未参加。杨浩庐原为常熟民抗政治主任和江抗二团主任，和大家都比较熟悉。大家在讨论中，一致拥护重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原老六团组织股长在后方治病的黄锋为副主任。保留江抗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民抗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薛惠民为参谋长。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60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其中有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等闽东老红军。
       北桥伏击赤帜张。后方医院出院的伤病员陆续补充到特务排，特务排很快发展到一个连。这个连，即后来人称“沙家浜连”，连长吴立夏。吴立夏从闽东到苏南，参加战斗数十次，大家说他身上有36个洞。他作战勇猛，指挥沉着，几乎每打一仗身上就添了几个洞，也常被送到后方包扎所治疗，很快又出院。缺少武器，夏光等同志就去做周嘉禄的工作，说服他把埋藏的一挺轻机枪和十几支步枪取出来。常熟是鱼米之乡，深秋正是新谷登场、湖蟹鱼虾丰收季节，日寇伪军常下乡“扫荡”劫掠，土匪武装也到处绑票抓人敲诈勒索。新江抗特务连在东塘市及四周乡镇和日寇打“麻雀战”，声东击西，在群众带领下，奔袭在李市一带危害乡民的土匪。为了震慑匪伪和安定群众情绪，新江抗从办事处取出部队西移时未及运走的200套军服，让东塘市周围乡镇常备队队员穿在身上，夜间和特务连一起在街市上行进，街头放上步哨，互答口令。新江抗用同样的方法，先后到太仓、昆山、吴县边境活动。老百姓纷纷传言：“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夏光等在当地党委积极支持下，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和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稳住常熟南部的胡肇汉，不使其阻扰抗日；动员未及随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队殷玉如部重新取出武器，参加新江抗；动员常熟民抗六个常备队上升编为一个连。12月中旬，太仓保四团被日寇一击即溃，散兵游勇流落乡下为非作歹，王士兰逃到上海，唐纳民被歹徒杀害。三营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支援帮助下，转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团名义参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还保留了服务团，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比较活跃。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又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日伪军被打落水数人，汽船急忙拖着伤兵逃遁。新江抗在群众中的影响日渐扩大。

       （本课主讲人为新四军老战士，20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南京政治学院原顾问施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