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小学过客多

       江抗东进抗日，首选地点在梅村。梅村不仅有地理条件，是无锡向东发展的重点，而且有重要的人文因素，是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四周有几支抗日游击队，日寇兵力不足，未在梅村构筑据点，只是三天两头不时下乡来骚扰抢掠一番。
       邓部来了一高参。梅村乡下几支游击队中，有一支部队是邓本殷拉起来的。这个邓本殷，矮矮胖胖，八字胡子，说的是带有浓重粤腔的普通话。有人怀疑他不是真的邓本殷，邓本殷是大革命时期的小军阀，在旧军伍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不管他是真是假，他在梅村周围招募了二百多以国民党流散官兵为主的人枪，想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上海找到我党特科。特科1938年5月间派杨进化名陈达到这支部队，对外名义为参议，对内为武抗在无锡负责人。杨进原名林怡，浙江平阳县人，家乡离红军根据地很近，他曾奉特科之命，携中央密件到浙南粟裕部红军，一度是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他的胞妹林心平受其影响，也为红军传送文件到上海，在上海党组织做过机要秘书工作。杨进在邓部，曾指挥游击队在无锡堰桥西胶山伏击日本军车，在纪念“9.18”东北沦陷七周年大会上，认识了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陈枕白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勤勤恳恳在找党组织。他向杨进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杨进表示，先作为武抗成员，待见到新建立的我党江苏省委东路特委负责人后，再介绍他恢复党籍。杨进在邓部培养发展了数名武抗年轻骨干，他和陈枕白共同发展了当地一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尤国桢为武抗会员。
       有事先找陈枕白。游击队活动于梅村四郊，白天不能到梅村，因为梅村镇四周田野开阔，日寇常突然来袭，难以对付。梅村小学和陈枕白便成为实际上的联络点和联络员。1938年6月，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第二营（营长段焕竞）从茅山地区出发，来东路侦察行动。他们到江阴西石桥找何克希，何克希介绍他到无锡地区先找陈枕白，再找杨进。他们到达无锡寨门，派人到梅村小学找到了陈枕白，陈枕白便联系在乡下的陈达（杨进），两人一起到寨门见王必成。他俩把了解到的有关敌、我、顽固派等最新情况向王必成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陈枕白同时也汇报了和常熟游击队联系的有关情况。王必成同志很满意，活动了几天后带部队返回茅山地区，向陈老总交了差。这也是促使陈司令下决心派部东进的重要原因。王必成率营在江阴无锡之间打了两次伏击战，将缴获的部分武器转赠江抗三路。他们返经西石桥时，何克希表示希望游击队早点接上新四军的关系。王必成说：“你还是先到茅山地区见陈老总，请陈老总决策吧！”王必成返回后，何克希曾单独去见过陈老总。1938年11月，上海特科要求调回几名下乡的干部，以充实继续做上海周围游击队工作的力量。何克希对我说，他和李一平同志现在正在领导江抗三路，陈老总不同意调他们回去，他考虑让我回上海。12月初，我回上海前，何克希要我带一份密信给杨进，告诉我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在邓本殷部的杨进。我这才知道，杨进在上海和我们分手后原来是到了无锡梅村工作。我和杨进是同乡，是杨进介绍我从浙南抗日救亡学校调到上海特科工作的。我和杨进以及同乡同学朱敏中在上海先后同住过一个客栈，我们各人被分配下乡工作，不能相互告知。后来我也才知道，朱敏中和江苏省委几位干部同去青浦顾复生部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写了两首《梅村抒怀》，其中之一：“五十年前访梅村，孤舟绕离无锡城。枕白家中权作客，为寻友部邓本殷。邓部有我党代表，化名陈达传佳音。伯渎河畔同叙旧，共商迎接新四军。”我在梅村见到陈枕白，双方互相对了暗语，在梅村乡下寻找邓部。枕白同志家住梅村泰伯庙附近，他平时不能住在家里，日本人和汉奸特务常盯着他。他和夫人傅一星待人厚道，傅一星同志也是老党员，我和他们在乡间寻找邓部，四天内跑了许多村子，深深感受到他俩和各村群众的亲密关系。我和杨进相隔数月又一晤，感到很高兴。我把何克希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江抗三路整编待发和见到陈老总的情况。大约经过三四天，我回到上海。经高原同志个别谈话后，随丁秉成同志到吴江太湖边做游击队工作。
       各方力量聚梅村。1938年5月至10月，中共江苏省委京沪线工委（后改为江南东路特委）及所属无锡县委的活动中心在梅村。特委书记林枫，组织部长张英，宣传部长李建模兼常熟县委书记，委员王承业兼无锡县委书记。特委和无锡县委加强了当地游击队强学曾部的工作，恢复了陈枕白、傅一星、张卓如、陈凤威等老党员的党籍。强学曾、陈凤威的游击队接受我党的领导，活跃在无锡近郊。

       （本课主讲人为新四军老战士，20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南京政治学院原顾问施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