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整编迎良团（一）

       说起江抗，首先要说到江阴的抗日游击队、我党上海特科和江抗的关系、陈毅司令命名整编的来龙去脉。
       游击队群龙无首。江阴西石桥、申港到祝塘一带，有几支抗日游击队，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梅光迪原是中共老党员，曾被捕叛变革命。抗战爆发后，他利用社会影响和收徒等办法，拉起了一、二百人的队伍。他曾和国民党谈条件，未能达到要求，又怕被国民党吞并。他见到了上海特科我党老党员、同乡同学缪谷稔，缪谷稔劝他还是接受我党领导为好。朱松寿是江阴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是我党老党员，曾被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见到过列宁，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失去与我党组织的联系。他曾掌握数百人的武装，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他的部队挂靠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被”忠救军“一步步削弱了力量。承寿根坚决抗日，并有进步要求，曾掌握二、三百人枪，但是他对反动派缺乏高度警惕。和这些抗日游击队存在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和中统特务组织也在积极发展队伍，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忠救军发展到一、二千人，抗日无力，专门监视新四军的动向，并不断向新四军、江抗挑起摩擦事端。
       特科开始抓武装。中国共产党上海特科，是十年内战期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下组成的，最初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陈赓、潘汉年等同志先后负责领导。我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科也只留下原有的一个情报科，负责人是徐强、高原。情报科接触社会关系面广，各地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通过特科恢复了工作；一些旧军伍人员，也找过特科，希望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而扩充势力。徐强、高原等同志认为，在做好党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抓武装工作也非常重要。为了便于隐蔽和团结各界抗日人士，需要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商定，成立“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武抗的章程和秘密联系方法，参照党的章程规则。徐强的夫人李云同志，当时奉命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宋庆龄发起为新四军抗日募捐，有两辆卡车要运送捐赠的物资到武汉，要李云乘车押送。特科利用机会，让李云携带上海成立外围组织“武抗”的报告和章程，直接呈交长江局的李克农备案。武抗在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收容所中个别发展会员，也个别吸收主张抗日救国的中上层人士为会员。不久，党的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特科、武抗先是和省委相互配合，以省委名义共同派人下乡或单独派人下乡，后来将江苏各地的关系划归省委统一领导。
       1938年初春，特科派刘钊和年轻党员郑文道下乡，由缪谷稔陪同，到梅光迪游击队。不久，梅光迪由刘钊陪同，到上海秘密会见特科领导人高原，要求派人到他那里加强工作。1938年4月，特科派出曾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刘史明带几名青年骨干到梅部。刘钊在江阴，还曾奉特科之命，亲自送一份关于苏南上海周围敌、伪、国民党势力和有关社会情况的报告，呈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陈毅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兴奋地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向东发展不像个瞎子了。我马上转报给军部”。刘钊和郑文道不久被调回上海。郑文道一次为掩护日籍我党党员中西功，在被敌特包围情况下，跳楼壮烈牺牲。在此期间，特科又派李一平同志到梅光迪部，紧接着又派何克希带施光华到梅部。特科并陆续从上海输送二三十名青年工人、学生下乡，参加由李一平负责的青训班，作为梅光迪部队的骨干。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承寿根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何克希、李一平同志告诫他，千万要提高警惕。承寿根误认为，忠救军一下子还不至于下毒手。他带部队过江，，立即被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手持木壳枪，带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我们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本课主讲人为新四军老战士，20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南京政治学院原顾问施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