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大度（一）

       长期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秘书张志功，在其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写道：“提起习书记，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胸怀特别宽大，能原谅人、体谅人。他对同志关爱有加，在生活上多方照顾，在工作上从不揽功诿过，敢于承担责任，总是为他人遮风避雨，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从来不计较，更不打击报复，甚至到了‘宁教人负我，不教我负人’的程度。大家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如果从宽宏大度、不计私仇这点来说，我觉得习书记几近‘完人’。”
       齐桥桥在其撰写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一文中回忆说：“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父亲总是报以宽容。父亲曾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后他刚复出时，一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遇见一位熟人，那人因在运动中针对他说过一些违背事实的话，想躲避，他主动上前握手问候，使那人十分尴尬。我就说：‘她当年那样对待您，干嘛还理她？’父亲说：‘她一个妇道人家，有家有孩子，当初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理解。’对于一些曾在政治压力下做过违心之事的人，父亲不仅不计较，还主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听说其中一位住房有困难，就请有关部门给解决了房子；有一位因病住院，他主动去看望，感动得那人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我父亲安慰道：‘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父亲不想记住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但把每一个在革命工作中作出过贡献的人，每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都铭记在心上。就是因为父亲心太善，还曾给我们带来过‘麻烦’。家里有个炊事员，体检时查出患有肺结核，保健办多次提出调换，但他却不想走，只要组织找他谈话，他就晕倒。父亲出于同情留下他，还出钱给他治病，直到年老去世。我初中时患病住院，应该与此有一定关联，但我至今不怨父亲，因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只知关照别人，从不会考虑自己的人。”
       根据张志功所著《难忘的二十年》一书的记载，查办习仲勋案子的军代表和中央专案组的干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康生一伙的指使，有的办案态度比较恶劣。习仲勋不计较他们这种个人行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干部群众只要不是“三种人”都是无辜的，不能由他们来承担责任。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这样做。“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曾受到陕西师范大学一个青年教师的殴打。“文化大革命”后进行清查，学校的外调人员来向他取证。习仲勋淡淡地说：“算了吧，取什么证？”外调人员出于好心，要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习仲勋断然拒绝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