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路来”（二）

       习仲勋考虑，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指定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之一。4月8日，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中南组会议。习仲勋在发言中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17日，习仲勋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和其他大组的召集人一起，在中南海会议室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边界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学习、试验。习仲勋还石破天惊地提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和支持。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创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他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批准，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